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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的取经之旅:梁启超在辛亥年间的赴台游历

发布时间:2019-06-23 00:2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近来一系列著作和学术研究的出书,让梁启超研究再度回归公共视野。樊学庆的《失望的取经之旅》一文,厘清了梁启超在辛亥年间赴台立宪调查之事,今日获出书社授权刊发。

  近来,许知远出书的《青年变化者:梁启超传》惹起了媒体的关心;线年后重返话剧舞台,亲身演绎《梁启超和他的九个儿女》;作家解玺璋也再版了《梁启超传》,梁启超再度重回公共视野。在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近期出书的《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中,收有樊学庆的《失望的取经之旅》一文,厘清了梁启超在辛亥年间赴台调查的立宪调查之事,今日获出书社授权刊发。

  撰文 樊学庆

  宣统三年,梁启超携老友汤叡(觉顿)、女儿梁思顺(令娴)赴台游历。二月二十四日(1911年3月24日)从日本出发,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由基隆登岸,三月十三日(4月11日)离台返日,在台共勾留两礼拜。对梁启超此次赴台之行,学界研究较多。

  不外,已有功效集中于台湾史研究范畴,多以梁启超与台湾关系为核心,着重考查梁启超游台过程、与林献堂等台湾遗民的交往、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以及梁启超对台湾政治、思惟、文化成长等方面之影响。对梁启超此次赴台调查的主要目标——为当日清廷准备立宪寻求参考、自创,并为本人归国从政做预备——学界关心较少。本文即环绕这一问题,在前贤研究根本上,转换视角,以梁启超与清廷准备立宪、政局变化关系为核心,测验考试对宣统三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再做解析。

  梁启超赴台调查的动机

  对于梁启超赴台游历的动机、目标,学界次要概念认为,一是调查日本治台现实景象,二是为在国内办报和成立国民常识学会筹集款子。针对这两点内容,梁启超在赴台前后的信札中多有陈述。不外,其时梁启超赴台调查,目标并不只在这两个方面。

  赴台期间,梁启超致《国风报》编纂部第一函中说:“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旧事杂志,咸称其治台成就,未尝不愀然有所动于中。谓同是日月,同是山水,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而数年以来,又往往获交彼中一二遗老,则所闻又有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辨之,此兹行所以益不容己也。”读此可知,领会日本治台“成就”确实是梁启超访台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梁启超随后又在信中细致开列了十条查询拜访事项:

  一、台湾隶我邦畿二百年,岁收不外六十余万,自刘壮肃当前乃渐加至二百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收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万矣。是果何致使此?吾内地各省若能效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

  二、台湾自六年以来,已不复受地方当局之补助金,此四千余万者皆本岛之所自傲担也。岛民承担能力何故能骤进至是?

  三、台湾当局前此受其地方当局补助数万万金,又借入公债数万万金。就财务系统言之,则台湾前此之对于其母国,纯然为一独立之债权国,今则渐离开此债权国之地位矣,此可谓操纵外债之明效大验也。吾国外债可否论,方喧于国中,吾兹行将于兹事大有所究索。

  四、台湾为特种之行政组织,盖沿袭吾之行省轨制,而使用之极其妙也。吾国今者鼎新外官制之议,方哓哓未有所决,求之于彼,或可得师资一二。

  五、吾国此后殖产兴业,要不克不及不以农政为始基。闻台湾农政之修,冠绝全球,且其稼穑习惯,多因我国,参考之资,宜莫良于斯。

  六、台湾为我国国土时,币制紊乱,不成纪极,日人得之初改为银本位,不多遂为金本位。其鼎新之次序递次若何,过渡时代之形态若何,鼎新后之影响若何,于我国今日币制事业必有所参考。

  七、日本本国人移殖于台湾者,日见[渐]繁荣。今日我国欲行内地殖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诸地,其可资取法者必多。

  八、台湾之差人行政,闻与日本内地系统分歧,不审亦有能够合用于我国者否?我国旧行之保甲法,闻台湾采之而著成效,欲观其法子若何。

  九、台湾之阿[鸦]片专卖事业自诩为禁烟之一妙法,当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湾前此举行地盘查询拜访,备极缜密,租税之拾掇,其底子皆在于此,何故能行而民不扰?又,其所行之户口查询拜访,系合用最新手艺,日人自诩为打点极善。今者日本本国将行国势查询拜访,即认为法,欲观其现实详情若何。

  这十条查询拜访事项中,第一、二条从宏观调查台湾经济实力增加;第三、五、六条为外债、农政、币制等具体经济政策,第四、七、八条涉及外官制、边陲殖民和差人、保甲等行政办理方面。第九条禁烟是准备立宪后清廷鼎力奉行,关涉吏治、财务、交际等诸多方面的要政,第十条地盘、户口等国势查询拜访则是为制定鼎新政策供给根据的根本性工作。

  能够看出,这十条查询拜访事项都是其时清廷准备立宪亟待处理的严重问题。梁启超考查这十个方面,以及前述探究治台实情,目标都是领会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观“其鼎新之次序递次若何,过渡时代之形态若何,鼎新后之影响若何”,为清廷宪政鼎新寻求可资参考、取法之处,“或可得师资一二”。

  现实上,梁启超赴台前后曾多次表达这一设法。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日本奈良拜会梁启超,趁便邀梁访台,梁启超回应“早有此想”。“因曾闻后藤新平说台湾若何前进,极事铺张,且云非如李鸿章所谓台人强悍难治也,果如后藤所说,未来或可为我国自创。”宣统三年一月即将访台之际,梁启超在致林献堂信中又说:“缘既作此游,辄欲于彼都人士之施政细致察视,认为警励邦人之资。”

  游台期间,为应对《神州日报》等上海报纸的攻击,梁启超颁发公开信,澄清本人访台动机:“夫吾数年来,欲往台湾之本意,则固在查询拜访其行政也。顾欲举其美者,以告我国人也。”在致编纂部函中也说:“吾兹游本欲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可见,梁启超自始就将为清廷立宪寻求参考、自创作为本人赴台调查的主要目标。

  不只如斯,就当日梁启超所处时势情况而言,其赴台调查还有更深一层的目标,更“有所图”。这与其准备立宪后的政治思惟、立场亲近相关。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避居日本,一度深信“粉碎主义”,倡导“革命排满”。光绪二十九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归来后主意大变,“自悔功利之说、粉碎之说足以误国也,乃一意反而保守”,自是“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梁启超虽身居海外,但与其师康无为一样亲近关心国内形势。一面积极颁发言论、筹组政党,培育提拔立宪势力,一面隐交清廷显贵,力求在清廷上层贯彻其主意。用其老友黄遵宪的话说,即“今日当道实既失望,吾辈终不克不及视死不救”,“当逃其名而行其实。其主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式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谋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调查期间,梁启超与端方等人联络,为其草拟调查演讲、奏请立宪等折“凡二十万言表里”。清廷颁布发表准备立宪后,梁启超更认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层次何如”。

  《近代台湾史研究的新进展:留念抗打败利与台湾规复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核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19年5月版。

  在一系列宪政鼎新中,梁启超首重政治扶植。在《代五大臣调查宪政演讲》中,梁启超向清廷提出五条“致治大原”:“上议院之组织宜参酌列国,务求完整”;“司法权宜独立,而最高之行政裁判当委诸议会”;“宜定义务内阁之制,以长保皇室之尊荣”;“处所自治范畴宜加扩充,务求完整”;“未来更正宪法之法则,不成不早定”。

  光绪三十二年筹组帝国宪政会时,梁拟定“爱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扶植有义务之当局”等纲要。宪政会改组为政闻社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四条主义:“实行国会轨制,扶植义务当局;厘订法令,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登时方自治,正地方处所之权限;稳重交际,连结对等权力。”除了政治纲要外,梁启超对宪法、义务内阁、国会、处所自治、官制等具体轨制扶植也极为留意,先后撰有《义务内阁与政治家》《外官制私议》《中国国会轨制私议》等文章详加切磋。

  除政治之外,梁启超关心的另一重点是经济问题。甲午战后,和平丧失和巨额赔款使清廷财务陷入窘境,庚子再创更是落井下石。这使梁启超对财务问题日渐关心。光绪二十六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日人松冈忠美的《论清国财务鼎新之急务》,指出清廷再不大改革其财务,“假使即能逃消亡于今日,而异日亦必因财务以自灭也”。清廷颁布发表准备立宪后,跟着各项新政奉行,财务瓶颈日益凸显,梁启超对经济问题也愈益注重。

  光绪三十四岁尾,梁启超上书摄政不久的载沣,指出“今日中国财务之困急,全球莫不为我危,苟长此不睬,则虽无内忧外患,而国度且将以破产终矣。况一切新政皆待财而行,财务不整,百事束手,国度更安有前进之望耶?”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慨叹清廷亡国之象日现,“若其速亡之显因,则必以国民经济问题,毫无疑义,此问题能挽救与否,即决于此十年中,过此以往,永沉九渊耳。此真可为股栗者也”。

  为此,宣统元年、二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论列国干与中国财务之动机》《刊行公债拾掇官钞奉行国币说帖》《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论处所税与国税之关系》《国民筹还国债问题》《再论筹还国债问题》《了偿国债看法书》《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处所公债》《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度之存亡》《币制条议》《外债评断》《改盐法议》等文,着重从税收、债权、币制、盐法、财务体系体例等方面寻求处理财务窘境之道。在此前后,梁启超还撰《财务学》一书,“可得百万言,洵为疗国之秘方”。

  除研究撰著之外,梁启超多方联络清廷显贵,为宪政鼎新出谋献策,充任参谋。除袁世凯、端方等清廷重臣,梁启超还勤奋交友奕劻、善耆、载泽等亲贵,以至预备选举载沣出任其筹组的帝国宪政会总裁。慈禧、光绪归天后,梁启超又因应清廷政局变化,积极联络得势的少壮亲贵。对主政中枢的载沣兄弟,梁启超劝导他们从全局入手抓住底子要政。梁启超上书摄政王载沣,指出“居今日而言宪政,必统筹全局,百废同时并举,庶几有济,不然枝枝节节而为之,将并此一枝一节而不克不及有功罢了。此则愿殿下于大部官守之外而更有所寄望者也”。理财务、改官制、厉人才等为诸宪政“底子之底子”。开处所长官会议,划一施政方针,举地方集权之渐;实行查询拜访国势,择地试办,以次广泛;速制定处所自治轨制,公布实施,养成国民参政之习惯等三项为“一切宪政之基”。“底子不立,而枝叶能荣,未之闻也”。

  宣统二年,梁启超又上书贝勒载涛,指出“古今中外之治国者,莫急于统筹全局,纲举然后目张”。鼎新的全局纲要之举,首在从官制入手,鼎新行政机关,“于整饬法纪、澄肃吏治之道,痛下一番功夫”。次在同一财务,并“将财务机关从底子以鼎新”。对掌政一方,对清廷政局有主要影响的其他亲贵,梁启超也极力就其执掌范畴建策献议。宣统元年二月,梁启超应民政部尚书善耆之请,详论作为新政根本的户口查询拜访问题,指出“此后无论欲举何种新政,皆须经一次详密之国势查询拜访,然后得切确之材料,以供推敲损益之用”。又顺道论及与查询拜访亲近相关的财务鼎新,指出“中国财务若机关改良,打点得法,则求岁收数倍于今日,殊驳诘事,所最困者,非大鼎新行政机关,则财务之拾掇,终不成期;而欲鼎新行政机关,目前便先需一巨款,此实当局两难之道”,处理之途在于刊行内债。

  1910年载涛(前排左二)拜候俄国

  宣统二年,梁启超将积积年所得撰成的《中国鼎新财务私案》十万言托人上呈度支部尚书载泽。分田赋、盐课、税目、预算、公债、货泉、银行、财政行政、处所财务和八旗生计等12篇,详述财务鼎新方式,并建议对财务系统完全革新,“与其沿袭旧弊,年复一年,上下交病,何如乘准备立宪之始,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撰著《财务学》一书,也是但愿能有所“见用”。

  除撮合显贵,梁启超又通过徐佛苏、潘若海等人普遍联络国内其他立宪各派,筹组政党、举办报刊,宣传、贯彻其主意,指点立宪各派议员通过谘议局、资政院等机构鞭策清廷鼎新。

  虽然梁启超瞄准备立宪寄予厚望,鞭策鼎新竭尽全力,但持续的波折令梁启超几回再三失望。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廷厘定内阁官制,梁启超颇为不满,“此度鼎新,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此后,政闻社案、诛袁、促建国会活动等事连遭晦气,梁启超由此对国内场面地步和朝野立宪力量极为失望。

  宣统元年八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感慨“国是每下愈况,地方政局既无以异于前,而其尤可痛者,在人心风尚之江河日下,欲求两三年前之景象形象,渺乎不成复得。西哲言代议士为国民气理之记忆。此刻谘议局议员,既略写此记忆与我辈以共见矣,未来忧患曷其有极?”“弟入春以来,专务养晦,国内交通殆于隔离,非敢打消沉主义,良以全国事往往愈急则愈缓,愈即则愈远,且亦见当道中实无一可语之人,故毋宁任其所之之为得也。”

  特别是被梁启超级人视为“今日吾党之存亡问题”的开放案。其间,载泽出乎预料的否决,就使梁启超一度陷入内交际窘境地。宣统二岁尾,弛禁案最终失败,使梁启超及其同志与各派力量间构成深深隔膜。其时担任在京活动的何天柱,曾向梁启超历数否决诸人:“(都中)言否决吾党者甚多,刀刀见血,以金钱活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辟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其同意,而阴施其鬼头鬼脑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否决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否决者,郑、汤、张三名流也;之数党者,互为操纵,务达其目标尔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向龙寓建议此事,答言: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刻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

  持续的波折、失败使梁启超感应,要想将本人的政见主意付诸实行,必需本人出山,亲力亲为。清廷颁布发表内阁官制后,梁启超就在致蒋智由信中提出:“谓国民复无促其再度鼎新之能力如此,此诚可痛,然弟认为练成此能力,正我辈之责也。我辈在国民中宜多负义务者,今不自为之,何故望人。”宣统元年蒲月,梁启超在致梁仲策信中称:“兄年来于政治问题研究愈多,益信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何也,中国将亡于半桶水之立宪党也。”宣统二年二月,梁启超在致徐佛苏信中,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弟昨日见一极要之人,述都中政界实状甚悉(所谓宪政鼎新云者),诚无复一线但愿,然弟终不以此自沮。盖弟历来不望当局,若民间能有但愿与否,则此责仍在吾辈耳。”

  1911年台中栎社诗人接待梁启超访台的留念照,此中多人仍留着前清发式

  然而,要将本人的政见付诸实行,仅仅理论切磋是远远不敷的,梁启超本人对此也深为了然。“虽按诸学理,或无剌谬,而可行与否,则全与学理无涉,而当以本国景象为断。”梁启超凡年栖身海外,对国内景象相当隔阂,其政策理论虽多借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功经验,但日本经验能否合用于中国却未可知,特别是梁启超从未任事,缺乏执政经验。这些都是其出山执政的庞大妨碍。

  而日本在台湾实行的殖民统治刚好为梁启超供给了一个急需的、能够验证本人理论的试验场。日本治台不外十余年,面孔幡然一变。日本若何将本国经验奉行于台湾,敏捷改变台湾面孔,其华夏由于何,不只惹起梁启超极大乐趣,也加强了其对中国实行宪政的决心。“日天性行之于台湾,且当三十年前能行之于其本国”,“而谓我国万不克不及行,则是我国终为人役也,而岂其然哉”。正因如斯,准备立宪后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也多有参考,以至提出礼聘曾任职台湾的日本殖民仕宦为中国培育宪政人才。

  开放案的失败,使梁启超回国执政打算遭到严重波折,但亦有收成。弛禁案中,梁启超获得载沣兄弟的鼎力支撑,“解禁之议,洵、涛争之不下十次”。载沣也是因宫廷、朝野压力不得罢了否决弛禁案,“孰谓周公无意乎”。因而,弛禁案失败后,梁启超级人继续活动。在国内,梁等人一方面“以谋吉甫为上策”,预备贿赂奕劻疏通宫廷;一方面借助载涛支撑控制戎行。“数月来,惟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治吴禄贞……为我用”,特别“以全力抚循禁卫军,使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辈而廓清之”。在海外,梁启超本人也为回国从政加紧预备。将梁启超拟定的赴台查询拜访事项与准备立宪后梁启超的研究思虑相对照,能够看出,这些事项大都是梁启超规划的清廷宪政鼎新的焦点工作,也是其组阁执政后必需处理的首要问题。

  所以,梁启超辛亥台湾之行,除领会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实情和筹募款子外,还怀有一个主要目标——为宪政取经:既为清廷立宪寻求可资自创的经验,同时亦为本人“归而执政”做好预备。

  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立场的改变

  关于梁启超赴台游历过程和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认识,学界已有较细致梳理。但梁启超对日本殖民统治立场改变的前后过程,学界研讨不多,而这一问题恰是梁启超辛亥赴台失望而归的环节。本节即就此问题略作阐述。

  梁启超访台蓄志已久,期望亦大。光绪三十三年在奈良会见林献堂后,梁启超便已打算东游。所以,宣统三年赴台之际,梁启超说:“兹游蓄志五年,今始克践。”后来回应《神州日报》攻击时,又再次申明“吾游台之志,以蓄之数年,凡稍与吾习者,谁不知之”。在此期间,梁启超对日本治台经验日益注重,《上摄政王书》和呈递载泽的《中国鼎新财务私案》中都几回再三提及自创日本治台之策。而清廷奉行立宪的无能和国度内忧外患的窘境,更使梁启超探究日本治台奥妙的要求倍加火急,其细致开列的十条调查事项可谓这种表情的一个表现。虽然诸事缠身,行期几回再三推延,“几止者且屡”,梁启超仍下决心赴台,“决然排万冗以行,首涂前盖数夜未交睫也”,其火急表情于此亦可见一斑。

  林献堂邀梁访台时,曾警告梁启超行前“必请日当地方当局显要为先生绍介,盖日人深忌我们与祖国人士之接触”。梁启超虽按林的提示开具引见书,但对“日人深忌”一事似乎并未十分在意。基隆登岸时,日本差人刁难也未使梁启超全然改变立场。入台第二天致《国风报》编纂部信中虽道及警吏刁难事,但仍一面兴致勃勃地讲述旅途感触感染,“沿途水波不兴,虽深畏海行如明水先生者,亦饮啖胜常,致可喜也。前日舟略温台界而南,遥望故国,青山一发,神往久之”;一面临日本航运事业赞赏不已,“舟中设备极新,文娱之具毕陈。日本人帆海事业之发财可惊也”。

  不外此时,梁启超的立场已在悄悄变化。“舟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涂前先至东京乞取引见书,不然将临河而返矣。”日本差人的苛刻盘查和阻遏使梁启超认识到,日本对台殖民统治与本人在日本国内感遭到的全然分歧。“台湾乃禁止我国人上陆,其苛不让美澳。吾居此(日本)十年而无所知,真梦也。”

  接下来的各种遭遇,更使梁启超愤激不已。“虽时日尚浅,然已起各种异感。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不虚也。”梁启超与前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有旧,又持有日本高层引见信,因此赴台后起首拜访总督府,成果不只三谒不得见,还倍受侮辱。“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矣。其仕宦别有一种习气。居日本十年所不克不及睹也。吾至此不得不以礼往谒,乃适如昔人所谓因鬼见帝者,殊可一笑。三谒不得方法,卒辞以疾。殖民地之仕宦,如是其尊大也。犹谢其派一通译官为领导,乃得遍历诸局所查询拜访,获各种便当,此莫大之情面耳。”

  出乎预料的侮辱、冷遇使梁启超深深感遭到打败者与战胜者之间尊卑宠辱的霄壤之别,丧权失地的疾苦、无法。“刘壮肃公所营故城毁矣。留其四门以作留念。今耸然于西式垩室与东式板屋之间,日过其下,刿心怵目。故抚署今为总督府,吾曾入之,归而累欷。”后来,梁启超回首登岛前后的履历时,仍哀愤交加,“此次之行,乃不知托多少情面,忍多少垢辱,始得登陆。而到彼当前,每日又不知积多少愤恚”。

  三月初三日(4月1日),瀛社邀集百余人在台北故城东荟芳楼为梁启超访台大设接待会。会场表里日方暗探密布。据日方记录,梁启超在宴会前称“发觉(台湾)在所无方面均有前进,并且当局管理优良,超出想象之外”。宴会上,又对与会诸人致辞:“诸位原是清国臣民。……(日本)领有(台湾)当前,日本当局抚爱人民,无论交通财产复兴,工业和其他各种设备,施行适当,没有可惜。诸位如不心服,那是错误的。台湾人便是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没有养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给与他人,此时小孩表白不心服,那是不合错误的。看待养父母像对父母一样尽孝敬,该当是当然的。暗示不合错误劲是不孝敬的。诸位把日本当局也看成养父母,诚心诚意地跟从它,这是当然的。我漫游各殖民地,并且熟悉其环境。台湾是一个殖民地,从世界上殖民地的环境来看,殖民地一般受安排国的凌虐,然而日本则厚此薄彼,看待诸位跟(日本)内地人不异,遭到内地人一样的待遇。但主要的高档官还不克不及由台湾人出任,很可能有报酬此暗示不合错误劲。那是由于台湾人的脑筋还不敷的来由。要紧的事是要造出其思维。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为庇护国,匈牙利人感觉很可惜,很用功并且达到和意大利划一的文明,终究作为自治集体亲身进行管理。假如台湾人也用功的话,达到跟日本人划一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本人用功的话,主要官员很可能也由台湾人出任。因而盼愿诸位尽量不发牢骚,诚心诚意,忠诚行事。但愿诸位作为日本臣民更加勤恳。”完满是一篇对日本殖民统治赞赏有加之辞。

  然而,暗里里梁启超倒是又悲又愤,虽“怀抱无量数深痛隐恨”,然而迫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要挟,“而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只能做两面三刀之语,“吾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若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诗词中也只能隐约寄情,“尊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长短。料得隔江诸长者,不缘汉节始沾衣”。面临纪念故国、相待有加的遗老们的美意款待,梁启超忿愧满怀,“自顾何故当此”。表情已不只是“枨触万端”,而是“怀抱殊恶,不磬百一”了。

  自此,本来二心要到台湾进修先辈经验的梁启超,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立场幡然一变。“吾兹行乃大失望。台湾之行政设备,其美备之点诚极多,然此皆一般法治国所有事耳,不必求诸台湾也。吾所为殷然来游者,徒以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欲求其轨制之推敲此性习而立者,与夫其政术之所以因而性习为利导之者。吾居此浃旬,而不由废然思返也。台湾之足称善政者,则万国之公政,无论措之何地而皆准者也。”日本大事宣扬的在台扶植成就,不外是在刘铭传已有根本上的发扬光大,并非日本独创。“刘壮肃治台六年,规模宏远,经画周备。后此日人治绩,率袭其旧而光大之耳。鸡笼至新竹间铁路二百二十余里即壮肃旧物,其他新辟容辀之道尚数百里,鸡笼、沪尾、澎湖诸炮台皆壮肃手建,台北省城亦壮肃所营。”即便日本引认为地豪地剿平“蛮人”,也是沿袭刘铭传之策。“日人顷方克意犁扫蛮人,广张所谓隘勇线者,蹙之于丛箐中,计谋与名称皆袭刘壮肃之旧也”。那些真正为台湾独有的出格办法,“若夫台湾特有之施政为日本内地及他文明国所未行者,斯则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

  这些中国不克不及学、梁启超不忍言的日本特有之施政,本日本在台实行的殖民抽剥、压迫政策。相关梁启超对日本殖民政策的揭露、批判,学界已有较详阐发,本文仅就梁启超感到最深的三个方面做一简述。

  第一,以所谓“公益”为名,低价强征台民地盘、衡宇等财富。“台湾自有所谓地盘收用法则者,与日本现行之地盘收用法迥别。凡仕宦认为公益事业所需要者,得肆意强取人民之所有。而所谓行政诉讼、行政诉愿者,绝无其途”,其较著者为斗六厅事务。宣统元年,殖民当局以成立糖业会社为由,派数百警吏包抄斗六厅农人,强迫其低价出卖世守田亩,得到糊口来历的农人“饿殍阗路歧”。此外诸如借讨蛮人之名强迫农人垦殖、借市政扶植之名强拆民屋等事不一而足。梁启超指出,“其他类此者,月有所闻。台湾人之财富所有权,固无一时能够自傲自安也”。

  第二,实行愚民教育。殖民当局办有高级学校,台湾人民不克不及进入。“此间有良校,贵人育其英。岛民贱不齿,安得抗颜行”,只能接管年限短暂、质量差劲的所谓“公学校”教育。“别有号公学,不以中小名。学年六或四,入者吾隶萌。所授何读本,新编三字经。他科皆视此,自郐宁足评”。对此,殖民当局还理直气壮。“莫云斯学陋,履之如登瀛。学途尽于斯,更进安所营。贵人豢我辈,本以服使令。岂闻扰牛马,乃待书在楹。汉氏厉学官,自取坏长城。秦皇百世雄,谈笑事焚坑”,学校的教育办理,“更成心想所万不及者”。对这种“更如儿戏”的殖民教育,梁启超指出其真意在愚化台湾公众,“要之,台湾识字之人本少,更十年后,则非惟无识中国字者,亦将并无识日本字者矣”。

  第三,节制台湾经济命脉,残酷抽剥台湾人民。台湾一切日用品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皆然。举其小者,大者可推矣。中国货色,殆杜毫不能进口,庇护关税之功用,其可畏有如斯者。台湾本绝无工艺品,而中国货则税率殆埒其原价。其舍日本货外更无可用亦宜。而日本货之价,亦远贵于日本本境。以物价比例于劳庸,则台湾物价之昂,盖世界所稀有也。以故台湾人职业虽似加于昔,每日所得工钱虽似增于昔,然贮[储]蓄力乃不见其增而惟见其减。就此趋向推之,其未来岂堪设想”。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压榨使梁启超深为惊讶,“直毛骨悚然耳”,“此行所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长时无脱节之期!”

  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访台仅两礼拜,便因康无为电召不得不渐渐竣事行程,此后再未踏足台岛。虽然时间短暂,但梁启超仍对台湾社会政治、思惟、文化等方面发生很大影响。对此,学界已有细致会商。而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影响,学界所论不多,本节即就此略做阐发。

  台湾之行的切身感触感染,使梁启超看清了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本相,也使本来对进修日本治台经验满怀期望的梁启超失望而归,“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不外,梁启超悲愤、失望的是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役、压榨,并没有因而对日本治台政策全盘否认,反而通过切身调查,对日本治台政策及其影响有更逼真的认识。所以,环绕为宪政取经的方针,梁启超仍是有所收成的。“今固大失望也,虽然,此中又岂竟无一二可师者”,“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以效之耶?”“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查询拜访地盘户口、干与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使用最新之手艺,万国所共称叹。”

  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社会的革新和教育事业的发财,尤令梁启超钦佩不已,“台湾之治,其最可服气者,在于划一庄重,使其将外视本岛民之一点除去,则真权要政治之极轨也。吾所最生感者,在其技师之多而贱。吾国欲效之,则养成各项技师,起码亦须十年。真不易哉。至此深有味乎南海之物质救国论也”。

  台湾之行对梁启超的另一影响,在于目睹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人民的严密节制和残酷抽剥后,梁启超愈加积极地人民的救亡活动。光绪三十三年,林献堂在奈良曾向梁启超请益台胞争取自在问题,梁启超授以暖和活动之法,指出中国在此后30年内绝无能力助台湾争取自在,故不成轻举妄动做无谓牺牲;宜交友日当地方政界显要,以牵制台湾总督府,使其不敢过度压制台人。 “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乱,小则以差人,大则以戎行,终被压杀无一幸存。最初乃变计,勾搭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

  游台返日后,梁启超继续联络林献堂等人,力求为台湾救亡活动培育带领人才。除指点林献堂等人习诗、治学外,梁启超又要求他们多学政治、法令及欧美史学诸学,并提示林献堂服膺救国重担。“吾自游台后,深知我公一身关系于三百万台民之未来者甚大,且吾方有事于祖国,不得不广求友助,公又其主要之一人也”。“公若常以此两严重义务悬于心目,则所以自养其才器者,必有在。又岂仅以虫篆之技自安乎哉!以公之年,以公之质,固无不成任之事也。”

  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愚民教育,梁启超还通过林献堂等人,试图将其筹建的国民常识学会推广至台湾,为救亡活动广育人才。宣统二年一月,梁启超在《国风报》颁发《说常识》一文,指出小我自立,最主要者在“具备常识”。处于今日时代,应“以世界公共之常识为根本,而列国人又各以其本国之出格常识傅益之”。清廷举办新政后,科举既废,教育未能普及,已有学校教育在学科编制、教科书等方面又不克不及系统完整,欲由此求世界常识不成得,而政治上、社会上一切轨制更无足认为助。“今国中之学校,既不足以语于此,而社会各方面之教育,又适足以窒塞常识”,故必需“输进常识”。

  此后,梁启超积极筹组国民常识学会,“窃谓欲救国活,无急于此”。除拟定学会《章程》外,他又拟编纂《国民常识丛书》,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史地、国际时事、天然科学等方面,“体裁或用文语或用白话,总期平易浅近,尽人能解,趣味丰硕,令人着迷”,以促进国民常识。访台期间,梁启超与林献堂多次筹议此事。前往日本后,梁启超又致信林献堂,“国民常识学会一事,自归来后,屡与诸同志熟商其法子,略异于前。除印送通俗之小册子外,欲细心结撰,以办课本一种。今将刊定章程及说略呈揽。弟一年来苦思力索,窃谓为祖国起衰救弊计,舍此末由。即以台湾诸昆弟论,若能得数百人入此学会,获此常识,则未来一线朝气既于是焉系”,其目标即在于通过国民常识学会向台湾公众“输进世界学问,增加国民常识”,以开民智、兴民权,抵当日本殖民压迫。

  此外,台湾之行还使梁启超借领会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之本相,看清日本对华政策的阴险、虚假,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提高了警戒。“舟中西望故国,岂惟慨叹,直毛骨悚然耳。”特别是日本在经济上对台湾的节制、压榨,使梁启超不克不及不联想到中国的前景,“还顾我祖国,其未来又岂堪设想也”。

  访台之后不久,武昌起义迸发,清廷被迫下诏罪己、改组内阁、开放。北方各省一般言论“甚盼康、梁内阁,谓继袁非康不成”。梁启超操纵有益形势,打算取道奉天入京参政。日本当局对梁启超此行极为注重,奉天领事特地派人驱逐,又派两名差人随护。梁启超一面借力日本为己所用,一面临日本连结警惕,“此行日人很是凑趣”。不只梁启超本人,其党内同志也都对日本连结警惕。盛先觉奉派由日赴沪勾当,鄙人关与太谷尊由“手下某之深通我国景象者相盘旋,言次并突问觉盘缠充分否,意欲馈赆,觉乃重谢其厚意而婉却之。甚矣哉,日人存心之深也!”抵沪后,盛先觉发觉瞿鸿禨欲求日人庇护,“乃以实略言觉居日本久熟悉,告日人阴险不成托命。委婉曲陈,务动其听,且引传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证之”。在京勾当的罗惇曧也致信梁启超,警告日本有割裂中国的勾当。“交际团对于中国,日俄最利中国之割裂,日来各种障碍,皆日报酬之鼓动,未来政治进行,惟日本之阻力最大。”“近者东人,有思鼓煽以利中国之割裂,其言固不成托也。”凡此均可见梁启超级人对日本的行为连结警戒。

  总之,辛亥台湾之行虽历时短暂,但它反映的是梁启超对清末政局的察看、思虑和定夺。作为梁启超政治谋划的一部门,它又是梁实地探究日本施政成功之道和移植中国的可行性,同时验证本人政策理论、进修执政经验的一次测验考试,在政治思惟、步履策略等方面临梁启超也发生了必然影响。从切磋清末梁启超政治勾当的角度而言,这是不该忽略的一个侧面。

  作者丨樊学庆

  编纂丨李永博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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